日期：1957-7-23 作者：《天津日报》记者
《天津日报》记者王新元说：章乃器是由浙江财阀与军阀所豢养出来的一个政治野心家，一方面他钻进救国会、民建会想搞点政治资本；一方面又一贯的与军阀（李宗仁、陈诚）和特务（中统、军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暗地里不断地进行一些不可告人的阴谋活动。例如：
在上海时代，一方面他参加了救国会，同时又和国民党反动头子潘公展相勾搭，与桂系军阀李宗仁密电往来，和托派王公度搞政治投机，为宋子文办“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在救国会内则设法打击排斥靠拢党拥护党的沈衡老、邹韬奋、钱俊瑞诸同志，企图使救国会成为他个人的政治资本，摆脱党的领导。在蒋介石镇压救亡运动时，他破“错捕”了！在苏州的时候，他就转托陈诚的亲信赵志尧向陈诚求救，吹嘘他是“理财专家”可以替蒋介石“贡献微末”，果然出狱以后，他就叛卖了救国会，在“申报”发表“少号召多建议”的文章，公开拥蒋，反对党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
在武汉时代，他开始想投向陈诚的怀抱，走蒋介石的路，为陈诚献策，搞三青团，他自己要求作总干事，可能陈诚对他这样一个两面派的人物，还不敢十分相信，只让他做了中央干事会的干事。这样他又回转来再找桂系军阀李宗仁，当时在武汉的沈衡老等救国会的同志们，还想挽救他，力劝他“不要做官”，仍以继续发动群众扩大救亡运动为得策。他不听，想以“团结抗日”为幌子，到安徽去做厅长了。
在安徽时代，章乃器当上了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成为李宗仁的一等红人。他在安徽的一年多的时间，干了些什么呢？
（一）在财政方面他采用加捐加税，发行银行本票，组织五个稽征的武装队伍，搭上了财阀孔祥熙的门路，积极地支持了桂系军阀的统治，而桂系军阀的基本任务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为皖南事变作好准备工作，可以说章乃器对此基本任务确是有所贡献的。
（二）他是“团结抗日”呢？还是“积极反共”呢？表面上他打着“团结抗日”的幌子，实际上企图以他个人为中心，依靠桂系军阀作基础，控制进步力量，和CC派搞摩擦，以巩固和提高他的政治地位。当时皖南皖北都有新四军，情况十分艰苦，进步分子大都集中在动员委员会这一组织里面，章乃器财权在握，从来没有予以支持，而最恶毒的是他收集了民间枪枝，组织武装稽征队伍，一方面限制了新四军的发展，同时又将这一队伍的领导权委派桂系军阀系统与党对立的分子来把持，因此他走以后这支队伍就变成了“反共”的先锋，他这样“釜底抽薪”办法，能不能说他是“消极反共”呢？这样的做法能不能说他是在“团结抗日”呢？
由安徽回到重庆，章乃器并没有忘情于陈诚、蒋介石、孔祥熙之流，等了一年多，没有“召见”，因此不能不“由仕而商”搞起上川公司来了。在这期间，他又搭上了特务头子戴笠的关系，因为他有一个表弟叶燕荪是戴笠的门生（一说叶是章介绍给戴笠的）任督察处的特务，他曾经纠集与利用叶燕荪的枪杆，敲诈陈光甫五万美金。另外还有一条黑线就是通过他的特务外甥季灏的关系，继续和潘公展来往。这时救国会诸同志认为他屡劝不改，愈弄愈糟，于是开除了他的救国会的会籍，而他是在静观变化，待机而动。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旧政协时代，他又钻进民建会，想借工商界的群众基础来搞点政治资本，以满足他的政治野心的要求。
在上海香港时代，抗日战争刚刚胜利蒋介石发动内战，章乃器的政治态度可以说也和章伯钧一样是“三分反蒋七分反共”，想搞第三种势力，走中间路线，随后看了蒋介石的疯狂镇压，民盟被封，民建不能活动，于是索性逃往香港搞地产公司作买办去了！但是在这期间他仍然保持了几方面的特务关系，举其要者：（一）军统特务廖公劭和他常有来往。（二）他和阎锡山妹夫特务梁延武共同支持孙采苹搞伪国大代表作为他的“代理人”。（三）勾结香港的一个女特务“杨小姐”——托词作“珠宝生意”干着黑暗勾当。（四）另外还和叛徒彭寿，特务杨之清时有来往。
直到一九四八年解放军节节胜利，蒋介石的大势已去，中间势力形成不起来，第三条路线早已破产了！章乃器在朋友们的帮助之下才不能不勉强北来看看新的政治行情再看算盘如何打法。
王新元说，根据以上这些事实，可见章乃器在解放以前并不是什么不“同流合污”，并不是受到反动派的威胁，而是恰恰相反，经常与特务反革命“纠缠”在一起。他是一贯勾结黑暗势力反对共产党的。他的这笔老烂账如果他不继续反动，原是可以不算的。这几年来他虽受到了中共对他最大的信任，但他却抗拒改造，更加狂妄了！因此我们要他在人民面前作彻底的坦白与交代。
王新元接着又揭发了章乃器在解放以后，仍然一贯包庇，引入和重用特务，反革命分子，处心积虑的布置据点，进行阴谋活动的罪行。
王新元说，章乃器曾先后介绍丁国桢、陈咸池、陈绍恩、童国忠等反革命分子参加学习或工作。如丁国桢是章乃器在安徽时的“部下”曾任三青团分队长，国民党区分部候补委员，力行队队长，一九四八年加入青年党，在一九五○年章乃器介绍他参加民建总会干部学习会，结业后章乃器派他主办民建机关刊物“民讯”，并承办章批的重要稿件，随后又保送他入华北革大学习，以提高其政治地位准备重用，在镇反时被查出来，现在管制二年。
陈咸池是中统特务，一九五○年由章乃器函请民建港九分会保送他入总会干部学习会，结业后章乃器介绍他到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镇反时检举他是中统特务，现在仍在劳改。
陈绍恩是一九五○年章乃器介绍他入干部学习会，后又介绍他到民建西安市分会工作的，三反时查明贪污抗美援朝捐款七○○（万）元，又据新疆检举他曾任迪化警察分局长时，非刑逼死革命干部的血债，因而被捕。
童国忠也是个罪恶多端的特务。
王新元说在这些案件发生以后，章乃器从未检讨，也未向组织上坦白交代。责问章乃器为什么对这些特务分子这样千方百计的设法安插，视为亲信，企图是什么？
王新元最后还揭发了章乃器与章罗联盟的关系，他举了二个事实：
（1）许汉三坦白在去年章从北戴河返京后，特约许汉三到他家密谈，章乃器说：“中国的民主太少，教条太多，应该搞两院制”，并且恶毒的造谣说“周总理曾提到政协可以改成上议院”，许汉三秉承意旨，就在民建中央常委会宣教处内宣传两院制的好处；章伯钧的两院制也是那时提出的，可见在北戴河章罗章等曾经密议过他们的反动主张。
（2）章乃器公开承认了王造时曾经和他们商量救国会的事，同时顾执中也和章谈过救国会的事，可见谈的不只一次不只一人。问题不在救国会的名称，而在另组资产阶级的政党，依照章乃器的一贯言行，他是不会反对另组“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党的，这种“主张”虽然夭折了，但决不能否定章有此阴谋。章罗章的联盟不会是纸写笔载、赌咒发誓的。他们的思想一致，立场一致，而且一再在黑暗浮动，应该肯定他们是串通一气的。章乃器说他没有在“学生”中点火，其实他经过他的狗头军师许汉三的儿子许南亭在北大大放毒气，并且把没有公布的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告诉许汉三和许南亭，许就往北大进行煽动，难道还能抵赖吗？
胡子婴说，章乃器在伪安徽财政厅长下台之后，由上海银行出资，创办了一个“上川实业公司”，但是经营不久他就不想再经营当时非常艰难困苦的工业生产，想去经营当时容易赚钱的商业投机，可是他没有另一副资本，于是他蓄意拆股，将上川实业公司的他的一份投资拆出来，但拆股苦无借口。后来，他发现上川实业公司的经营，触犯了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法令，他就乘此机会，要挟拆股，而所用手段真是无耻之尤。他将上川实业公司的帐册和管账的人移出公司，另地禁闭，一面他又通过他的表弟特务叶燕荪，勾结重庆伪卫戍司令部稽查处（那是一个戴笠直接控制的特务组织），派遣暗探，包围了上海银行（或大业公司，是上海银行投资的一个商业组织），上海银行在他的威胁之下，召开董事会，同意他拆股。他当时这一行动，利用当时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特务组织，进行流氓式的敲诈，是和特务头子戴笠，流氓头子杜月笙之流同流合污了。但他在“检讨”中偏说“不与当时环境同流合污”，真是大言不惭，恬不知耻。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不配列入民族资产阶级的队伍的，实际上他是一个流氓资产阶级。
胡子婴说，章乃器在“检讨”中把他说成是“一个在黑暗时代，在敌人千方百计的威胁利诱之下，都不肯表示反共”和“一个在资本主义的泥坑里就追求社会主义”的人，但是，他是怎样的“不肯反共”是怎样的“追求社会主义”的呢？当他因抗日救国和其他六位救亡运动领导被捕入狱之后，他不仅要当时编辑救国会出版的“救亡情报”的宣传干部吴大琨，用化名写文章，替他宣传他有一套为金融业服务的技术才干（吴大琨没有给他写），企图讨好国民党；他还通过陈诚手下的红人，他的同乡兼同学赵淳如（又名赵志尧），向陈诚说情，企图得到陈诚赏识他的“金融才干”。过了一、二个月，情势缓和之后，赵淳如曾经到苏州看守所去探望过他。现在想来，这一活动，实际上就是投降。出狱一个月，就写“少号召、多建议”，向国民党反动政权表明心迹。
他的“少号召、多建议”的文章，实际上是主动的迁就和投降国民党。
胡子婴说：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结束，他发起民主建国会，在民主建国会的机关刊物“平民”创刊号的发刊词中，他把当时国民党的反动“剿共”，和共产党的革命军事斗争，等量齐观，说“是大人先生们的争权夺利”。他说民建会是代表“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派的政治力量，是为“平民”的利益而奋斗的政治团体。企图在国共两党之外走第三条路线的资产阶级政党。这里所谓“平民，实际上就是民族资产阶级，但他偏叫平民，这也是他模糊阶级意识的手法。章乃器说他是“一个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泥坑里就追求社会主义的人。”这不是睁着眼说谎是什么？
胡子婴最后说，章乃器过去支持国民党，反对共产党，与章伯钧辈的七分反共、三分反蒋是相同的。章乃器妄想以他过去的“历史”来掩饰他现行的反动活动，但他忘记了过去的历史根本谈不到“在资本主义的泥坑里就追求社会主义”，也并没有“在敌人千方百计的威胁利诱下，都不肯表示反共”。而他恰恰在敌人威胁过后反而明目张胆的表示反共，在国共两党军事冲突胜负未定之际追求资本主义。胡子婴说：“人民是不想算历史的旧帐的，但右派分子章乃器，不仅阴谋走历史的回头路，而且还要以过去的历史来炫耀自己。这是自欺而欺人。那么就打开历史看看吧，是光荣，是丑恶？请人民来判断！”
何萼梅举出章乃器为蒋介石捧场的许多事实，驳斥章乃器说自己“政治上决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一个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不同流合污的孤高的人”等等谎言。
何萼梅说：章乃器在脱离国民党反动派里的伪职以后，继续用尽心机向反动当局暗送秋波，企图取得反动派的信任而东山再起。他在一九四○年十二月在重庆成立“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自任所长，一方面表面上为民族资产阶级利益讲话，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研究经济问题的座谈会，宣扬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政策和妄想从中调和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之间矛盾。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一次讨论物价问题的座谈会上，章乃器想出了一个帮助反动派搜刮人民钱财的锦囊妙计。他主张“目前内运之美金二万万元之黄金，最好能作为稳定币制之用，而采取金本位制，其办法只须由政府‘宣布’每法币十万元，可兑换重十两之黄金，如是，人心即可安定”。他说：“二万万美元之黄金，可以偿付全部发行额而有余，较之战前我国发行总额为十六万万元，按当时汇价反需五万万美元，始能偿付者，其于国库之利益，亦甚巨大，几可谓打了六年仗反赚进三万万美元”。他献了这条害国害民的毒计，反而厚颜无耻地说：“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他的“金本位制”献策的实质是什么呢？实质是把中国货币的领导权，断送给美国帝国主义手里，实质是代替蒋介石把通货膨胀和搜刮民脂民膏合理化。
何萼梅还揭露章乃器企图把中国电影事业投向美国九大影片公司的怀抱。他说：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以后，章乃器在上海和一些进步的文化工作者筹设昆仑影片公司，但刚刚拍摄了三部进步影片以后，他就中途退出了。根据当时的一个股东揭发，章乃器原来的企图是第一步筹集美金十二万元，先拍摄一、二部电影做招牌，再进一步争取美国九大影片公司（好莱坞影片公司等）前来投资，合成六十万美金。这不是引狼入室，把中国电影事业的幼苗，断送给美国帝国主义者手里吗？
王达夫以“一贯为特务服务的章乃器”为题发言说，章乃器远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就当了宋子文的“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总会”宣传组的副组长，当时的正组长是特务头子潘公展。章乃器经常向潘公展“请示报告”工作；当时潘公展还是上海一个科学化学工厂的董事长，章是董事。他同潘公展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有密切关系。
一九三八年四月，章乃器在任伪安徽省财政厅长时，到汉口去向孔祥熙借款，认识了中统女特务王立文，并把王立文带到安徽。两人发生了暧昧关系，同居一起。王立文到安徽后借“安徽省儿童保育院”院长的名义，进行特务活动，她并与CC特务头子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委员邵华有往来。CC派特务利用王立文同章乃器的关系，知道了当时在安徽的进步人士名单，并破坏进步人士在安徽省动员委员会的工作。一九三八年七月章到汉口不久，王立文也到了汉口，他俩又密居一起，进行不可告人的活动。
王达夫说：二十年前，章乃器在上海还与特务头子戴笠的亲信有联系。去年六月他借“视察”为名，就到浙江省青田县去拜访了他的老友、当过特务头子戴笠秘书的朱行松和原国民党青田县党部执行委员郑锡康（他逃往台湾）的妻子詹琼弟（被管制）。
民建中央常委会副秘书长黄凉尘、民建北京市委会工商研究处副处长萧心之、昆明市工商联副主委王少岩揭露章乃器在民建会内组织反党小集团的阴谋活动，彻底戳穿了章乃器自己所说什么“从来不搞小集团”、“没有政治野心”之类的假面具。
黄凉尘说，解放初期，章乃器就利用他在民建会内的地位，把他的亲信安置在会内，播下了这个小集团的种子。根据目前揭发的材料，这个集团的成员有丁国桢、许汉三、杨美真、林涤非、丁裕长、戴家澐等人。
黄凉尘接着从三个方面揭露这个小集团的阴谋活动：
第一，章乃器利用这个小集团，在民建会内制造分裂，排斥异己，阴谋夺取民建会的领导权。
第二，章乃器和他的小集团分子，打击民建会内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企图把共产党员挤出民建会，使民建会脱离了党的领导。章乃器经常谩骂共产党员是“党老爷”，骂“南汉辰的话‘很庸俗’”，“南汉辰、王纪华的品质还不及我”等等。当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民建会内许多人认为应该加强党的领导，章乃器则说是“庸俗党的政策”。在职业教育社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周总理讲话中提到“知识分子确实需要脱胎换骨”，章乃器丧心病狂地对人说：“不要为大人物的言行所左右。”当民建会内改善党群关系的时候，这个小集团就大肆活动，章乃器指使他的喽啰们，向中共中央统战部写信，要求撤回民建会内的共产党员，还威胁说：“不这样就是伤害民主党派的独立性。”
第三，章乃器利用这个集团成员的合法地位，控制民建会中央常委会的宣教处和“民讯”编辑部，散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素。
民建中央常委吴大琨指出章乃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有理论、有组织、有策略的。
吴大琨揭发章乃器的反党策略是：以马列主义的词句反对马列主义，以拥护党中央的姿态反对共产党，一贯玩弄着两面派的手法，在具体工作中反对党的领导同志或是靠拢党的积极分子。在上海“救国会”时代，当时钱俊瑞反对他在很多重大问题上无原则地迁就蒋介石，他就说钱是“左倾关门主义者”。他在被国民党逮捕出狱到安徽后，不仅担任伪省政府的重要职务，而且打着“左”的面貌为虎作伥，混入安徽省的民众动员委员会，企图把这个抗日组织控制在李宗仁、白崇禧的魔掌之下，当时有些青年要求到解放区去，章乃器就予以阻止。在解放以后，他又反对李维汉、邢西萍、许涤新等同志。
曾经被章乃器辱弄的妇女孙采苹，今天又在大会上揭露了章乃器如何利用她和国民党拉拢关系及他腐烂透顶的私生活。孙采苹说，一九四八年春天，章乃器曾派我从香港到南京参加伪国大会议，目的是想摸摸政治行情，拉拉关系。他利用我作为投靠国民党的工具。
---- 摘自1957年7月23日《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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